2014年3月13日，央行发文暂停阿里巴巴旗下支付宝的二维码交易和虚拟信用卡业务，发布《手机支付业务发展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个人支付账户转账单笔金额不得超过1000元，同一客户所有支付账户转账年累计金额不得超过1万元”；3月15日，工行、建行对余额宝的额度由原先的单笔5万下调为5千，每月限额则从20万降为5万。中行、农行则将原来的余额宝购买额度从原先的单笔5万降为单笔1万。

      针对于此，阿里巴巴做出激烈反应，马云率先发布以“支付宝，请扛住！”为标题的文章予以反击，指责银行对其“联手封杀”，呼吁支付宝“扛住”，言辞格外激烈，在行文和用词上很符合互联网传播的特点，“虽败犹荣”、“虽死犹生”、“死得其所”、“举世未闻”、“匪夷所思”、“你可以的”这类四字短语被大量使用，连续提问“三中全会？”、“群众路线？”、“两会决议？”，还搬出“国际友人说：举世未闻，匪夷所思”。此文引发了用户的大量转发热情。

      不止于言论，3月16日，阿里巴巴公告启动在美国上市融资的计划；同一天，与阿里巴巴集团同在杭州城的恒生电子(600570.SH)，收到控股股东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的书面通知，称恒生集团公司将筹划重大战略事宜，恒生电子从3月17日开始停牌，支付宝将收购恒生电子的母公司恒生集团。

      马云无疑是近十年来中国最出色的商业巨头之一，他总是会利用今天的优势，去提前布局明天甚至后天。在通过互联网改变了传统零售业之后，马云在大踏步地加速挑战传统金融业，就像他在对彭博商业周刊采访中明确表示的那样：“如果银行业不变革，我们就来革命它！”

      回顾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过程，以支付宝为代表的产品在创新和服务大众小微用户上，曾做出过重要贡献。但随着互联网金融进入更高速爆发期，此前的规范不够和监管缺失，就成了必须要补课的环节。但问题是，马云到底是谁？他真的是像他自己标榜的那样在代表广大用户吗？在阿里集团左手分拆电商远赴美国上市、右手煽动网络用户“革命”的时候，我们不妨把望远镜拉长一些，看看他的台前幕后。

马云，一个深具互联网沙皇气质的“企业家”

      如果说马化腾是腾讯最大的产品经理，一切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李彦宏是百度一号技术狂人，技术引领百度未来；马云则是竭力塑造自己“互联网精神领袖”的形象，运用互联网所带来的革新力量和工具特性，号召颠覆一切传统，积极倡导建立新的规则，并将这种理念渗入到从最基层农民百姓到各省部级高官。这成为马云的核心价值理念！

      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领袖人物的三种类型：传统型、卡利斯马型和法理型，其中卡利斯马型个人领袖凭借着其“超凡魅力”吸引追随者和信徒，他本人被认为是一位内心“受天职召唤”的领袖；人们服从他，不是因为传统或条律，而是因为对他怀有信仰。从种种迹象看，马云内心最希望成为卡利斯马型的领袖。不管是急于成长和致富的中小企业者主、渴望成功的社会民众青年，还是阿里巴巴的员工们来说，其貌不扬的马云都有着某种偶像般的意义。

      对马云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马云善于“宗教式”地进行个人价值观推广，甚至在企业内部强制要求员工对其有宗教般地信仰。一名没有融入阿里巴巴最终离职的淘宝前高管用“物极必反”来形容对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在他看来，自己不能接受的是某些阿里老员工们对马云那种类似宗教崇拜似的感情。他说：“我可以尊重他是一个企业家，尊重他是一个创始人，但我不需要在灵魂深处把灵魂卖给他，没有必要把他当做一个马云教来崇拜。”

      这位高管并不是一则孤例，而是阿里巴巴文化体制的缩影。马云的互联网沙皇气质体现在对管理权力的极度掌控和“唯神命是从”的管理方式。马云多次宣称在阿里内部组织研究英国宪章运动、法国大革命，他还带着团队在外地开了三天会，专门学习讨论美国《独立宣言》。于是，一方面，从2000年引入软银到2005年与雅虎换股，马云在多次融资中都表现出对控制权的重视多过对股权的在意；另一方面在马云的管理架构搭建和管理方式上都以“唯神命是从”的“造神”方式来进行：在管理架构上，阿里形成了一个以马云为核心的权力金字塔，针对高管设有组织部，定期进行高管讲座；针对一线员工建立“政委体系”，强调“支部建在连队上”，每季度对员工的绩效考核中，其中50%考核的是价值观，员工的加薪和升迁直接取决于此。

      在公司之外，马云是一方面积极地组织、参与各种能占据舆论风向标的“圈子”——茅台会、慈善圈、娱乐圈等政企富商名流汇聚之地，另一方面在阿里内部组建庞大的来自各大媒体的公关队伍，在普通民众、网民和他的圈子中如“教父”般不遗余力推广和宣传他的个人价值观，他的内部邮件、讲话和语录四处流传。

言行不一，马云追求的是什么

      2009年6月和2010年8月，马云在阿里巴巴集团两大股东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未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两次暗度陈仓的转让，将核心资产支付宝的全资控股股东从阿里集团变更成为马云私人控制下的浙江阿里巴巴商务有限公司，交易对价仅为3.3亿元人民币，而彼时据美国投行估值支付宝约50亿美元！

      从经济学原理而言，契约与产权一道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石，践踏契约原则就伤害了市场之本。如果契约得不到尊重，必将平添全社会商业风险，徒增交易成本。中国企业常有“契约软肋”，由内部人控制的资产腾挪并不鲜见，而事情发生在互联网教父、中国企业家标杆人物的马云身上，发生在中国引以为豪的成功企业阿里巴巴,其“负示范作用”就更为显著。

      淘宝曾经是创业者的天堂，但短短几年，却变成了多数人的噩梦。淘宝小二，是阿里巴巴内部及淘宝商家对淘宝系工作人员的统称。随着淘宝系交易量的逐年攀升，淘宝小二们手中的权力也被逐步放大，这些平均年龄只有27岁左右的年轻人，掌握着800多万商家从开店到提高业务量的生杀大权。而这些栖身在日益竞争激烈的电商淘宝系之中的各类商家，随着淘宝系诸如天猫、聚划算等一系列平台化产品的推出，而其中1000多种付费推广手段并不能有效地提高商家的自身业绩，原有的业务量急剧下降。多年以来，以淘宝小二为中心的地下黑色产业链日益成熟，攀附淘宝小二已经成为了淘宝商家进入淘宝平台、提升交易量、参加各类促销活动等的不二选择。

      此后，为维持自身形象，马云不得不主动提出卸任阿里巴巴集团CEO，转而从台前走到幕后。但不甘寂寞的马云旋即宣布，计划用8年时间，打造一张能支撑日均300亿元网络零售额的“中国智能物流骨干网络”(CSN)。一个由阿里巴巴集团持股43%、名为“菜鸟网络”的公司应运而生，承担起实现这一计划的任务。

      使用“菜鸟”这个略带自嘲的公司名称，马云希望向社会表达某种程度的谦虚，但覆盖全国的物流骨干网络计划本身，令其膨胀的商业野心流露无疑。按照马云给出的说法，建立中国智能物流骨干网络，一期将耗资1000亿，二期还将继续投入2000亿元。总计3000亿的巨额投资计划横空出世，菜鸟网络并没有向外界透露千亿资金的来源以及用途。

      但无论菜鸟网络如何自我描述，菜鸟网络已经或者将要做的，与一般地产开发商所从事的事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那就是：融资、拿地、变性，通过切分结算中心，以税收落地为“诱饵”，吸引地方政府提供廉价并且优质的工业用地。而这其中，马云最看重的无疑是以这种方式疯狂圈地的土地增值潜力。大量土地虽然开始以物流用地的名义获得，但在实际执行中，相当部分将被转为商业和办公用地，这部分土地增值的潜力将会非常巨大。

      “圈地”就涉及各地政府部门。在今年两会期间，马云合纵连横般地大量拜访各省各部20多位部级干部，为他的菜鸟“圈地”谋求更多的政治资本。

大而不倒，支付宝在扛什么

      截至2013年底，支付机构共处理互联网支付业务193.46亿笔，金额总计达10.4万亿元，其中仅支付宝一家网络支付业务笔数达120多亿，支付金额达3.5万亿元。

      从储户的角度来看，支付宝具有便捷、收益高、风险低三个优点，确实改善了投资者体验；从银行成本及社会融资成本来看，由于支付宝给出的收益率高于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因而对银行储户形成了强大吸引力，而支付宝所募集的资金中，有大概九成又以协议存款的方式存回给了银行，因此，对银行来说，通过支付宝存回来的钱其实是被支付宝高息揽走的存款。只不过经过了支付宝的这一倒手，银行需要给这些存款支付的利息倍增，成本增加。面对存款成本的上升，作为逐利的主体，银行有动力有压力提高贷款及其他表外融资的利率，从而转嫁成本。

在当前扭曲的金融体系中，资金价格越发依赖于政府对部分融资主体施加的隐性担保来支撑。而一旦有信用事件的爆发证伪这种隐性担保(比如城投债的违约)，实体经济的流动性将会急剧紧缩，引发经济增长硬着陆。但如果继续维持隐性担保，又会导致享受担保的融资主体继续大量融入资金，扭曲金融结构。无论做何选择，都蕴含巨大金融风险。在这样的局面中，支付宝是体制扭曲的套利者和推进者——正是隐性担保撑起了资金价格，支付宝才能够给出较高的回报率。同时，支付宝也帮助推高了全社会融资成本，令经济结构更加扭曲。而在高利率环境中，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这些市场化的资金需求主体反而受到更加严重的挤压，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些相对刚性的融资主体给挤出了市场。

      从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在我国，针对投资风险的各种隐性或显性担保大量存在(比如，隐性的存款保险，银行对柜台销售的理财产品的隐性承诺)，老百姓也习惯了“刚性兑付”，风险定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失效的。在这种大环境下，支付宝推出高风险、高收益产品，用预期的高收益来吸引眼球、做大规模，但不一定如实揭示风险，这里面有巨大的道德风险，市场纪律不一定能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

      支付宝为投资者提供了类似银行活期存款般的便利性，但为了获取较高收益，其募集的资金只能投向流动性相对更低的资产。因此，支付宝存在着期限错配的问题，也意味着支付宝面临着挤兑的风险。而支付宝数量庞大的散户投资者也是一把双刃剑：由于单个散户的资金量有限，所以其进出不会像机构投资者那样带来大的冲击，同时，更大数量投资者的存在，也意味着大数定律更加有效，平均下来的流动性波动更小；但是，与机构投资者相比，散户也更加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而表现出非理性的“羊群”行为，因此，挤兑风潮出现的可能性或许更大。互联网金融机构如果涉及大量用户、达到一定资金规模，出问题时很难通过市场出清方式解决。如果该机构涉及支付清算等基础性金融业务，破产还可能损害金融系统的基础设施，构成系统性风险。

      支付宝服务了大量不被传统金融覆盖的人群，使得其具有非常不同于传统金融的风险特征：支付宝服务的广大人群其金融知识、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相对欠缺，属于金融系统中的弱势群体，容易遭受误导、欺诈和不公正待遇；他们的投资小额而分散，作为个体投入精力监督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成本远高于收益，所以“搭便车”问题更突出，针对互联网金融的市场纪律更容易失效；在互联网交易中，个体非理性和集体非理性更容易出现，一旦支付宝出现风险，从涉及人数上衡量(涉及金额可能不大)，对社会的负外部性很大。

      支付宝和余额宝都已经“大而不倒”，具有相当的系统重要性，上千亿元沉淀资金，3亿多活跃客户，一旦发生危机，就是灾难。谁来收拾？央行？那就要动用再贷款，那是国家资源，全民买单。类似2008年美国货币基金市场出现的大规模赎回的风险，在中国也有存在的可能性。目前支付宝仍在快速增长中，在最近一周，受货币市场资金利率回落影响，余额宝收益率开始跌破6%，开始出现了上百亿元的单日赎回，不可不防。

      金融行为达到一定规模，监管一定要介入，这是对全体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安全负责，监管应适时介入建立必要的风险检查和防控机制，放任自流是对金融生态的毁坏。

挟网自重，“野蛮人”出海

      马云针对《手机支付业务发展指导意见》草案的回应是：“有时候，打败你的不是技术，可能只是一份文件。”在一个只有互联网技术、没有金融风险防范意识的马云眼里，央行的行为就是阻碍创新和维护银联的垄断利益，商业银行转账额度限制就是对于自留地的“护犊子”。

      从专业角度看，马云并不懂金融。原来的线下支付业务主要是银行卡收单，现在的线下业务变成了O2O，支付的确可以用技术手段完成，但线下商户的实名制、真实性无法落实；更重要的，打破了线下支付体系的一套包括风险管控、定价体系的成熟规则。某些技术不经过验证应用于移动支付，一旦发生风险，是系统性的。环顾全球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为什么没有二维码支付大规模应用的案例？答案是目前金融级应用的二维码认证通用标准还未完整构建，缺少第三方安全检测和认证体系。相对银行卡收单的POS通用认证体系，目前还没有权威机构可对各家互联网企业推出的二维码认证算法或线下扫码机具做安全认证。中国是一个亿级客户基数的市场，如果贸然大规模推广二维码支付，会带来恶意篡改、交易抵赖等诸多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可能性。

      从商业角度看，在各大商业银行限制转账额度的事情上，马云再次挟网民之意恶意攻击商业银行的商业行为。针对工农中建“四大行”相继下调对支付宝快捷支付额度一事，马云认为，四大行设置额度就是没有遵守商业原则而是采用行政手段想扼杀支付宝，就是阻挡改革和创新，就是想扼杀人民的希望和梦想。马云说“决定市场胜负的不应该是垄断和权力，而是用户！……也不知道谁给银行们权力，可以伤害储户支配自己资金的权力。更不知道谁来监管四大“国手”联合封杀的合法性？”，其言辞之激烈、语句之凿凿，一干马云信徒在网上纷纷发言力撑。

站在商业的角度看，银行是市场竞争主体之一，有权选择服务和不服务用户，全球都是一致的，从来没有人规定银行必须要给客户提供服务，银行当然有权对任何一种银行业务设置规则，当然也包括快捷支付。银行对网上支付设置限额也是常规的做法，快捷支付是网上支付业务的一种。不要说已经发生多起支付宝安全事件，就算没有，从保护储户资金安全的角度出发，当然是可以设置限额的。退一步来说，如果银行业务规则设置不合理，储户可以用脚投票，可以换一家银行。这完全是一种商业行为，不存在行政权力的阴谋论。

      其次，阿里对银行的商业行为和自身的商业行为有不同的道义标准，打着用户的旗号站在道义的高度去指责银行。现在银行跟支付宝都是正面竞争的情况下，不可能只准支付宝入侵银行、不准银行回击支付宝；而且阿里封杀其他竞争主体的行为只会要多不少，被阿里以封杀方式击败的对手也数不胜数。支付宝之前做出封杀微信的动作时是否也考虑到伤害用户的利益了呢？这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时他倒想起监管来了，马云不愧为充分利用各种形势为自己营造舆论优势的商业精英。

      从监管规则上看，马云也是一个“野蛮人”。2013年9月10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正式实施合伙人管理制度，而不受管理层或合伙人实际持股比例的制约，从而打破目前香港市场上同股同权的制度，试图以“创新”的名义给香港联交所施加压力，在关于上市后公司治理结构的谈判中，倒逼港交所尽快决定是否会在该集团首次公开发行(IPO)时额外破例。马云的致员工信中还提到，“我们不在乎在哪里上市，但我们在乎我们上市的地方，必须支持这种开放，创新，承担责任和推崇长期发展的文化。”最终，香港联交所还是顶住压力，坚守规则，而阿里巴巴被迫选择了去美国上市。

危及金融安全

      过去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阿里是一家比较讲究战略和策略的公司，用所谓同心圆战略来组织业务线，不断扩大其业务版图。马云深刻地理解未来时代是数据的竞争，所以他对数据的采集与挖掘有狂热的野心、商业最大化的企图，绝无中立的独立性立场。在支付宝线下条码(二维码)支付、虚拟信用卡等业务模式被央行叫停后，马云又相中金融机构IT系统的“后门”恒生集团及恒生电子。

      恒生集团旗下的恒生电子总部设在杭州，在全国28个主要城市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主营业务金融IT产品与服务涵盖银行、证券、基金、信托、保险、期货等金融市场的各个领域，是国内唯一一家能够提供全面解决方案的"全牌照"IT服务公司，在基金、证券、保险、信托资管领域核心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93%、75%、85%、42%，在证券账户系统、证券柜台系统、银行理财业务平台、信托核心业务平台、期货核心系统的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57%、43%、85%、41%、42%，恒生系统还中标了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承建的系统可谓金融软件的“航空母舰”。恒生IT金融系统几乎协助各大金融机构掌握和管理其重要商业数据，堪称金融数据服务细分行业产业链内的垄断企业。

      恒生电子于2003年1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恒生集团为其持有20.6%的第一大股东，上市公司股权较为分散；同时，由于历史原因，恒生集团的股东都为个人，持有股权也非常分散，2012年末，恒生电子曾经停牌，随后传出：阿里巴巴集团和恒生电子集团近日签署了重大战略合作协议，两家公司将在金融支付、国际数据交换、IT后台安全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分散的股权结构为阿里巴巴收购恒生集团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站在今天的现实情况看，绝大多数金融机构不但使用恒生的交易系统，还使用资金清算系统、CRM客户管理系统、客户交易系统、量化交易系统、组合配置系统、交易清算系统、风险控制系统等等，恒生系统几乎占据了金融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简言之，如果恒生电子将这些数据放到一起，可以看到很多金融机构客户的交易记录，据此分析客户的交易行为，这就是最近热门的“大数据”。

      支付宝收购恒生集团后，必然将通过恒生系统获得金融机构大量数据，在其没有监管规则和风险管控文化下，在当前疯狂追逐商业利益的互联网热潮中，中国金融生态安全风险无疑将被充分暴露！金融事关国家命脉，在疯狂的互联网奔跑中，这样的风险之大既非马云所能预测，也许也非相关金融监管机构所能掌控。一旦遍布中国金融机构的恒生电子系统被不当利用，灾难性的结局将不难预见！

      在这个庞大互联网帝国中，马云成为帝国的建设者、管理者、监督者、审判者、执法者和大股东，那么，谁来监管他？谁来监管中国互联网络的安全？我们不需要马云在公开场合的作秀，我们也不需要马云拍胸脯保证些什么，作为对国计民生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第三方支付工具，支付宝无需谋求多大程度的创新，无需再扩大版图去控制金融机构的“命门”，而是要力求稳定安全，加强体制层面的监管，尽量使流程透明化，这样才能造福于民。（来源：金融街见闻 文/方军 编选：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