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固守与改革的对垒中走过了60多年。前30年，固守是主题——我们的经济体制、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发展战略、户籍制度一成不变地执行了30年，改革方在强大的固守方面前寸步难行，而固守留给我们的却是商品短缺、人民贫穷、经济凋敝。后30多年，改革是主线——面对贫穷落后的局面，固守显然已不得人心，固守方似乎再也找不到继续固守的理由，摆脱困境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所有制改革激发了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的活力；流通体制改革使我们走出商品短缺；收入分配改革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改革迸发的活力超乎想象，中国经济在改革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568845亿元，增长了155倍，而固守的30年仅增长了9倍；国家财政收入从1121亿元增长至129143亿元，增长了114倍，而固守的30年仅增长了16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长至26955元，增长了78倍，而固守的30年仅增长了4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长至8896元，增长了65倍，而固守的30年仅增长了2倍。由此可见，改革使中国初步实现了民富国强。

显然，无论从国家还是居民角度看，改革较之固守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但固守与改革之争从未平息，改革之路也从未平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开始试水，经历了14年的波折，直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得以确立。期间，折衷实行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此后，又经历了11年才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

当固守方与改革方围绕计划与市场争论不休时，改革带来的收益已使固守方黯然失色，改革已是大势所趋。遵循改革的指导思想，我们不再纠缠于“资”与“社”之争，成功地将计划经济体制引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除了体制性约束，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非公有制经济全面发展，国有企业竞争力得到提高；农业供给能力增强，剩余劳动力得到释放；市场与技术深度融合，参与国际分工能力显著增强……

只是改革延续30年后，动力明显不足，固守方的势力开始膨胀，而此时的固守方已非彼时的固守方，此时的固守方恰是彼时的改革方。在改革中，他们已经获利，已经从要求分享利益者退化为固守利益者，继续推进改革，将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选择固守，甚至抵制改革。

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基本公平地惠及每个行业和每个群体，而不是局限于部分行业和部分群体。对于部分群体固守利益的行为需要我们拿出改革的勇气去打破这一格局，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去推进改革，所谓“自下而上”就是让民众的合理诉求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所谓“自上而下”就是让主导改革者能够顺畅听取民意，而不被固守方所左右。缺乏合理的诉求渠道会使改革者误认为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格局均衡，各尽其能，各取所需。

固守的目的很单一，那就是保持现有格局不被新势力打破，继续享受既定格局下的利益。固守的方法是多元的，既可以主动出击扼制尚未成熟的改革势力，也可以消极抵制大势所趋的改革势力。改革的目的也很单一，那就是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让改革利益惠及更多的民众。改革的方法也是多元的，既可以凝聚共识，齐心协力推进改革；也可以让高涨的民意去推动改革。改革目的虽同，方法却是大相径庭。凝聚共识，主动改革的成本最小，能够在减少固守方部分利益的同时减轻民众的诟病并最大限度增进全民福利，是双赢格局；被动改革的成本要高，在利益分配上更多地呈现零和博弈格局。权衡利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主动改革更为可取，也最有利于矛盾化解与实现社会和谐。

改革已经推进3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也已20多年，但不完善之处依然众多，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垄断行业依然坐享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益，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依然不能公平地覆盖全体居民。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依靠外需增长弥补内需乏力已不现实，只有通过改革，调整经济结构、调和社会矛盾才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固守既有格局，只会积累矛盾并使发展失去动力；而改革红利需要延续，改革就不能止步，就要拿出冲破固守的勇气和举措。

道德、法律、价值观需要固守，而固守利益格局，对民众的福祉却未必是件好事。不合时宜的发展观念需要改革、禁锢发展的体制性约束需要改革、固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也需要改革。发展无极限，改革亦无极限。唯有不断地深化改革，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要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到更多的民众，我们必须拿出冲破固守的勇气，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