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中国并购公会会长，万盟并购集团董事长。自1982年以来曾任职多家境内外金融机构。直接组织了中国几十家大型企业的改制、重组、承销及并购业务;在创新金融工具、企业重组和产业整合等领域经验丰富。王巍长期担任政府经济顾问，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的独立董事。

王巍曾多年担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的客座教授。2004年主持创建了中国并购公会;2007年起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专家委员会成员;2010年创建了中国金融博物馆并担任理事长;在纽约举办的第十二届国际并购论坛上，获得“2012年度并购终身成就奖”。2015年担任全球金融博物馆协会联席主席，亚洲并购协会主席。

记者：谢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2015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在北京举办全球金融博物馆协会(IFFM)第三次年会，同时举办中国金融启蒙和普惠金融年会。您是第二届全球金融博物馆协会的联席主席，首先请您谈谈全球金融博物馆博览会以及中国金融启蒙和普惠金融年会在中国召开的意义所在。

王巍：2014年10月，作为全球金融博物馆协会(IFFM)两个发起理事机构的中国金融博物馆和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正式向协会提出在中国北京承办首届全球金融博物馆博览会的提案，得到了20位各国理事的同意。因此，2015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在北京举办继美国纽约(2013)和意大利都灵(2014)后全球金融博物馆协会(IFFM)的第三次年会。中国金融启蒙和普惠金融年会同时召开，争取了两年，终于将全球金融博物馆博览会落地北京，向大众展示金融的力量，向全球展示中国金融启蒙的潜力。中国金融博物馆作为只有5年历史的民间博物馆，有机会主办这次盛会，心存许多感激。

金融启蒙(Financial Literacy)和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已经成为全球各国金融市场的核心指标，美国和欧洲将此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包容性发展的市场成为最近30年主导世界的价值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与民间的合作更加强化了这一理解。全球经济结构需要改革，美国、欧洲长期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与其他国家达成合作共赢的格局，特别是在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上逐步调整和融合。经过多年的努力，金融启蒙和普惠金融已成为各国金融界重要的两个共识。

金融启蒙(Financial Literacy)与传统教育不同，强调了参与者的学习、共享和创新过程。将金融知识从少数专业人员手里、从一些大的金融集团手里解放出来，传播到社会大众、创业者和消费者。让大众理解好的金融体系让我们更安全、更独立、更快乐。人人参与金融活动，培育金融能力，成为现代社会必备的生活常识。这将根本改变金融常常被歪曲的现状，使金融真正成为我们的朋友和提升福祉的交易平台。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则以提供金融服务的公平与效率为原则，不断推动现存金融体系的改造，创新各种金融工具和渠道，将社会的金融资源和经济要素资源源源不断地引导到最有效率的中小企业和消费人群，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普惠金融本质是改革的和进化的，更加关注未来而不是历史。它特别关注既存金融体系外的创新金融市场，特别是互联网金融市场，培育未来的金融创新者。

令人遗憾的是，以往金融启蒙被局限地理解为风险教育和素质培养，普惠金融仍然被限定在传统金融机构面向中小企业的补贴性支持。面对生机勃勃的“80后”“90后”新一代创业者和消费者，面对洗礼社会的互联网时代的冲击，我们真正需要一次新的呼唤和推动。

近40家来自12个国家的金融博物馆负责人集聚北京，发布了“金融启蒙北京宣言”，表达共同建立并推动金融启蒙和普惠金融国际标准的信心。同时，首届中国金融启蒙与普惠金融年会同时召开，已经运作四年之久的“中国金融启蒙中心”正式成立。这也是国际金融界和教育界对中国金融界的认可和期待。

记者：作为第二届全球金融博物馆协会的联席主席，您将怎样推动普惠金融与金融启蒙在中国的发展?

王巍：作为第二届全球金融博物馆协会的联席主席，我深感责任重大，希望能代表中国参与推动金融启蒙国际标准的建立，与22个成员国一起合作推动金融启蒙与普惠金融的价值观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特别是得到未来一代创业者和消费者的支持，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稳定的真正基石。

这些年在普惠金融与金融启蒙方面，我们大概做了这些方面的事情：一是建成5家民间金融博物馆，天津1家、苏州1家、北京2家。第五家专业主题博物馆——并购博物馆也将在2015年11月4日在上海普陀区开业;二是金融博物馆书院共举办了逾百期的“读书会”，“江湖沙龙”，“金融前沿大讲堂”，“博物馆下午茶”和“金融故事会”等参与度极广的活动;三是参加各类讲座300多场;四是开设了各类论坛如金融研修班、创新恳谈会、金融沙龙、使馆之夜、跨界对话、颠覆与进化论坛等等;五是出版了《金融可以颠覆历史》(第一、二册)书籍等。

中国金融启蒙中心(原“中国金融博物馆启蒙委员会”)运作四年来创立了一系列旨在推动金融启蒙的公益活动，例如，2011年起颁发中国青年金融学者奖，已经有20位青年才俊获奖;2012年起颁发中国金融启蒙贡献奖，已经有9位年逾70岁的长辈获奖;2012年起举办亲历者谈金融史，20位年逾75岁老人接受采访并记录;2012年策划并主导了“中国公民金融素质调查”，万人受访，获得中国人民银行主管和境外金融启蒙机构的高度评价。近年来，我们出版了《博物馆里说金融》等二十种正式出版物;2013年前不定期举办少年理财营等多种活动;在北京、天津和苏州等地举办了几十次公益金融课堂。

2015年10月31日，中国金融启蒙中心在全球金融博物馆博览会期间正式创立。会议期间，中心向社会征集合作机构，共同编撰、出版和发行两本普及金融知识的重要工具书：第一本是《金融常识读本》，是面向全国大学教育的公共基础课程教材，希望提高中国大学教育的金融知识准备，重点在于金融观念和技能的培育、风险管理和创业思维。第二本是《金融启蒙读本》，是面向全国中学教育的课外补充教材，普及金融知识和理财观念，重点在于金融启蒙以及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理解。

记者：从名称上看，您推动创立的5家金融博物馆本身就是在错位发展，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博物馆的诞生，似乎颠覆了博物馆的概念，请您谈谈这之中变化的必然性。

王巍：的确如此，我们倡导的金融启蒙，也包括自我启蒙、不断启蒙。就说我们的办馆理念变化，如果按照常规金融博物馆来办的话，到现在恐怕一家也不会存在。我经常说，国际金融危机催化了中国金融博物馆的诞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而位于华尔街美国银行博物馆的访客数量却大增，神色严肃的人们排着长队前来参观。美国银行博物馆用按天的大事记准确地记录了金融危机前后的所有事件，使人们对那场危机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原来博物馆还可以这样办!那么能不能在中国也开办一个金融博物馆呢?不少政府官员也感到金融普及教育的紧迫性。为了把这个想法变为现实，我便不停地调研考察，与朋友们反复讨论一应细节。今天看来，当时朋友们的种种疑问其实也是不可多得的论证过程。后来写书、演讲都离不开金融博物馆，离不开普惠金融与金融启蒙了。

从2010年6月创立的第一家天津金融博物馆到最近开馆的并购博物馆，我们的办馆理念发生了质的跃升。天津博物馆收藏了200余件中国及世界各个时期的货币、金融票据和大量金融实物，而今年5月在海淀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区开张的全球首家“互联网金融博物馆”就完全“虚拟化”了。我们把博物馆建成一个高端的金融社区，博物馆的运营模式是通过一系列活动、人物和事件体现互联网金融的前沿和演化过程。像支付宝、我爱卡等互联网公司都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博物馆的殿堂。半年时间就举办了三场互联网金融(博物馆)恳谈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记者：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这些年，您系统地研究了中外金融史，甚至某些地方的金融史也研究很细，请您谈谈学习研究金融史对认识今天的金融经济社会有什么影响?

王巍：我认为建立正确的金融史观非常重要。凯恩斯说过，如果以货币的角度发掘历史，整个历史将会被颠覆。这里所说的颠覆，其实是讲颠覆不正确的历史观，还历史本源。建立正确的金融史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今社会中充斥了金融阴谋论。鼓吹阴谋论的人实际上是对风险的不理解，恐惧变化和抵御变化。他们习惯用一种妖魔化的方式描绘金融市场前景，煽动大众情绪，阻碍理性分析和创新发展的进程。如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很多人悲观地认为华尔街垮了，金融市场就此崩溃。但是如果真正了解金融的历史，就会在冷静的思考后明晰，这仅仅是金融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性挫折。

金融是一种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价值取舍，更是一种充满激情的朗朗大道。只有稳定而有效率的金融制度才能平衡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需求与供给的关系。金融对历史有着无法回避的影响：辛亥革命背后的金融导火索、中日甲午战争的金融对决、王莽改币导致的王朝崩溃、一张债券诱发了辛亥革命、洋务运动的金融跛脚、中日甲午战争就输在融资上、墨西哥鹰洋与中国货币的全球化，甚至科学家牛顿的皇家造币主管生涯，这些无不昭示出金融或推动或延迟历史的逻辑。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金融可以颠覆历史》与其说还原了金融史，考据了历史，毋宁说重新认识了历史。比如，汇丰从一个小小的洋行成为全球领先的全能银行背后就少不了中国崛起的大背景。这之间，也只是近150年的时间。伴随当时中国经济的萌芽，汇丰银行1864年在香港发起，1865年3月就同时在香港、上海、广州和伦敦开始营业。其创始人是活跃的洋行商人汤马士·修打兰(Thomas Sutherland)，当年他担任铁行轮船公司香港总监时就敏锐地感知到建立汇兑结算和贸易融资的现代银行的必要，为中国及欧洲之间日益频繁的商贸活动提供资金，就此完成了从与中国打交道的外商服务到为中国商人和政府服务的跨越。

总之，《金融可以颠覆历史》这套书，试图能够起到以史增智、以史明志的作用。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一直把公民金融素质的提升放在重要的位置，以期获得良好的经济发展的人文环境，没有高素质的公民基础，难以有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环境和经济质量。

记者：您对青年创业一直给予了巨大支持，尤其是互联网领域的青年，请您谈谈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王巍：给新一代人创造更好的未来环境，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义务。不断地讲述金融历史和观念，要让每一次回顾都是一次观念的清理和创新，在前人的肩膀上探望未来，并非不断复制曾经的创新过程。创业者不仅应当像微软和Facebook懂得从未来发掘并创造财富，熟练地借助运用金融创新和资本运作的力量，还应当具备敢于担当、能担当的胸怀和魄力，形成正确的方法论。当下所谓新的分享经济，就应当使得年轻人懂得既要善于与人共享，又要懂得底线分寸。

从成立天津首家金融博物馆到现在，通过5年里与大量学习者的接触，我深感来自青年的那种金融知识的渴求程度还远远未满足。积累财富是福祉的目标，打理财富则是金融服务民众的主要功能。百姓需要怎样的金融知识和素养以满足对家庭和社会不断增加的财富的管理需求呢?我们通过很多活动来自然强化。站在全球化的视角，金融博物馆在与欧美国家金融类博物馆的馆际交流以及相应研究机构探讨的过程中，也通过一系列的调查来不断了解我国公民素质的构成和动态变化，并且全力推动国家层面上有意识地引导和培育人们金融素质的提升。因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有一个金融素质高的民众基础，经济运行才会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发展后劲。

金融正能量的聚集取决于由知而智而志的有机转化，这是一个漫长的培育过程。比如，当下最重要的是培育好诚信意识、财富观念。由于互联金融的出现，业态界限几乎消失了，但诚信的透明度大大增强，诚信成为人一生拥有的最宝贵财富和资本。如果缺乏诚信，就什么都谈不上。我们正在组织人编写的那套启蒙教材，就会特别注重在青少年当中建立诚信理念与责任意识。

博物馆怎么培养人们的诚信和责任意识呢?我们在这些方面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如前面所谈，我们举办了400多场的金融研修班、创新恳谈会、金融沙龙、使馆之夜、跨界对话、颠覆与进化论坛等，尤其是持续的金融博物馆书院活动，非常深入人心。我们邀请了中国“偶像”级人物与青年面对面，比如马云、沈国军谈成功与读书，俞敏洪等做客金融博物馆读书会。数以万计的青年及各界人士陶醉在读书会的分享当中，相信这种激励能够帮助他们成就梦想。

记者：一个是金融历史，一个是并购，这两件事情似乎不搭界，您却把二者连接得天衣无缝。从连年发布并购报告、绘制行业地图、评选十大案例，到把美国成长协会ACG成功引入中国，中国并购公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您怎么看未来中国的并购市场?

王巍：的确如此，我从未想到自己会踏入金融史的门槛。不过金融史与并购这两者有着天然的联系，一部金融史换个角度看，基本上就是并购史。中国在绝大部分行业中产业整合刚刚开始，一个国家从散兵游勇变成有实力、有结构的经济，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产业整合过程。一个成熟市场的某个行业，理论上不会超过30家行业巨头，包括水泥行业，而中国现在还有两千多家。因此，从整个国家来说，产业整合刚刚开始。中国所谓的绝大部分投资银行家都在到处找项目，我们这批真正做并购的人其实应当是“制造”企业，把六七家企业合到一块，并购交易师叫做“制造企业者“，而不是到处找项目。我认为，未来三五年，应当是产业整合的春天。

中国的并购走到今天已经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如果说，早期的并购是跑马圈地，而现在的并购则需要精细化。真正的公司并购是养公司，不是买资产。把“海外投资”认定为“海外并购”，这是错误的。并购远非只是掏钱那么简单，是需要价值观的。资产没有生命，企业则有灵魂。收购境外的企业，需要保证并购后的企业能够持续成长，特别是在当地成长。因此中国企业到境外收购时，需要真正尊重对方的文化。这几年很多中国企业变成了全球公司，企业家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企业家要有大国心态，不能傲慢。我认为，新一代企业家能够给我们作出好的表率。十几年来，并购公会一直希望创造一个良好的并购生态圈和价值观。为此，我们编制了行业行为准则，进行并购交易师培训，就是希望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走向全球后有价值观、有担当、有态度，而不是只信奉“简单地为我所用”。还要鼓励中国企业家要敢于承受失败，世界不是到处充满鲜花，没有风险也没有机会，企业家都应该有一种冒险精神，有承担风险的能力，而国家也应该允许他们犯错误。

中国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机会，就是利率市场化，银行的定价逐渐按照市场需求向自由化迈进。1980年美国金融自由化，以及日本的“金融革命”，取消利率限制，推动美国摆脱了上世纪70年代一系列阴霾，推动日本走向全球，“重组”了美国。当前中国也面临着这样的变化，互联网金融和金融市场化改革将推动我们重新审视家庭、企业、产业全方面的价值洗牌。

记者：恭贺您获得了全球并购协会的终身成就奖。当前，互联网金融发展风生水起，请您谈谈互联网会对并购市场会产生一些怎样的影响?

王巍：毫无疑问，互联网时期的并购时间大大加快，频度急速提升，规模更是迅速加大。根本上讲，互联网加快了中国的产业整合进程。惯用的方式方法受到了挑战，互联网的共享模式，平台与平台相衔接，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股东数量的激增，的确模糊了传统的并购概念。随着“互联网+”的深化以及各产业的不断融合，并购还会“变异”。总之，这种变异非常有价值，我们不仅需要培养投资人和企业家，也需要培养引领市场前沿的并购家。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