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金融学博士。现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银行业经营管理、金融监管等。近几年在国内外重量级报刊发表多篇观点鲜明、反响热烈的学术论文。主要专着或译着包括《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的选择》、《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产品定价研究》、《中国银行业的综合经营与监管》、《金融监管学》《金融危机的教训》(译着)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不久在北京闭幕，会议分析了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完成2016年经济工作部署，强调重点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结合会议精神及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笔者对2016年经济金融发展框架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宏观经济形势加大改革难度

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和国内外条件变化，国内经济发展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一是未来全球经济仍将维持疲软态势。截至目前，全球经济发展低迷、物价下行的基本趋势仍未改变。发达经济体稳步复苏，但基础不牢，政策敏感程度较高，未来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俄罗斯、巴西等国家陷入衰退。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新兴市场国家汇率普遍深度贬值，股票市场大幅振荡，一些国家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全球大宗商品多次持续大跌，包括农产品、能源、工业金属在内的商品价格低迷反映了供需面疲弱。2016年，随着美联储加息和美元升值进程加快，全球经济形势将面临更多考验。

二是中国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将更加错综复杂。2016年，经济发展正处于阶段更替、结构转换、模式重建、风险释放的关键期，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投资需求不足、政府债务负担过重等问题或将使经济运行呈现低增长、低通胀、高杠杆的格局。连续45个月的PPI指数持续下降，显示工业领域压力较大。

三是全球经济联动性增强，防范金融风险挑战加大。2015年8月24日，沪指创8年来最大跌幅，同时当日全球股票市场亦遭遇了暴跌。全球股市暴跌的主要原因是恐慌情绪，包括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人民币汇率变化、美联储加息、国际油价走低等因素综合在一起影响了全球市场信心。2015年以来，美元走强降低了世界对未来大宗商品价格的预期，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放缓降低了大宗商品需求，在经历价格大幅下跌后，低迷的大宗商品市场态势引发了多国经济衰退。这些都说明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中国经济受到的外部影响加大，政策的有效性或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

二、优化金融结构，支持宏观经济形势平稳向前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业横跨供给、需求两侧，既可以为当前市场需求引入资金流，又可以为未来供给提供土壤，是政府进行市场结构调整时的重要工具。因此，抓住金融结构改革，就相当于同时抓住了供给和需求两端。

为了适度扩大需求，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提出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即稳定的宏观政策、精准的产业政策、灵活的微观政策、实际的改革政策和托底的社会政策。同时强调了2016年经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在顺应政策方向、有效落实政策任务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金融层面的改革。

一是构建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中国实行多目标管理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政策冲突和政策过度的问题，因此在尽量保证稳健性的同时，应更多考虑货币政策引发的理性预期作用，通过加强政策的时间一致性为经济营造稳定的金融环境。

二是加强市场的资本配置作用，降低融资成本。通过利率市场化、降低民营银行准入、注册制等方面改革推进金融服务业转型，引导资本流向、支持创业创新、培育消费等新型需求。同时，发展资本市场还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优化融资环境、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中国经济目前产业去库存问题还未解决，工业领域融资需求不明显，而一旦经济回暖，在金融体系缺乏效率、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情况下，融资就可能成为工业发展的瓶颈。

三是推动微观监管制度灵活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金融市场面临直接融资机构不足、混业经营程度有限、国有资产占比过重等问题，显示出微观监管政策急需改进。

三、关注重点领域，防范金融风险

2015年的金融业，无论银行、证券还是互联网金融都暴露出不少金融体制问题。展望2016年，可谓“屋漏偏逢连天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僵尸企业等要求，美联储的政策转向都将给金融发展带来更大压力。因此，2016年的中国金融业将迎来大考之年。

(一)互联网金融信用支付风险较高

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主要风险包含支付中介和信用中介的风险。就目前的市场跑路情况和监管措施来看，信用中介比互联网支付操作更具风险。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涉及信用领域的互联网中介体系普遍面临“资产荒”问题，好的项目不多。相比于商业银行，网贷中介给出的资本价格要高出几倍，能匹配高额成本的项目必然面临更多风险。二是互联网金融公司缺乏规范的行业标准，吸纳高素质行业人才的能力有限，识别和应对风险的专业化水平达不到信用融资的要求。三是互联网金融公司的经营模式放大风险隐患。规模越小的机构承诺刚性兑付的金额越高，P2P承诺的收益率远高于商业银行和信托机构，而P2P恰是这三者中最容易因兑付成本过高而违约的机构。

虽然风险存在，但互联网金融给现代金融业发展带来新理念，服务到传统金融机构鞭长莫及的一些领域，政策决策层需仔细拿捏对机构的监管力度。

(二)对待资本市场，政府和投资者都应保持正常心态

2015年，资本市场的震荡反映出监管机制、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的脱节。市场对经济的预期过热，媒体争相炒作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概念股，造成投资者情绪狂热，证券交易中介利用监管漏洞为投资者进行不合理的杠杆交易，造成市场泡沫。笔者认为，股票市场与传统的信贷市场一样，风险与收益并存，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同。我国投资者在认识方面存在不足，政府在鼓励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同时，应更多关注市场开放、公平竞争方面，而不应该为了发展而“拔苗助长”，忽视市场规则，留下风险隐患。

(三)关注银行不良贷款率

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2015年部分商业银行出现了盈利增速放缓的迹象，普遍面临不良贷款率提升所带来的资产质量压力问题。市场的主要表现是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在经济形势不好、银行风险敞口加大的2016年，应不单单仅靠不良资产率评判银行系统风险。

四、以改革控制风险，以服务引领经济

为了有效改进内部不足、应对外部压力，一方面金融机构要推进转型、顺势抓住市场机遇;另一方面要加紧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一是银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战略定位

目前政府大力提倡商业银行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本轮改革的重点是平衡国家股东的要求和银行上市公司的治理要求，但据笔者观察，有的商业银行在改革的过程中，就改革方向进行了重点部署，但忽视了对自身战略目标的准确定位。主要表现为将改革的重心放在股权分散、战略投资者的市场地位上，而不考虑对方的发展路径是否与自身发展目标相契合，最后形成单家银行的战略投资者繁多，无特色、银行股权构成相似的分布。

二是落实由中央银行作为牵头方和引领者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金融创新、混业经营的发展以及直接融资活动的日趋活跃，不仅催生出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新业态，也对资本巿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承受能力带来巨大挑战，加强监管协调、防范系统性风险当前尤为重要。鉴于中央银行是金融基础设施的管理者和巿场流动性的最终提供者，考虑到国际做法并结合中国国情，为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做好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有机结合、宏观稳健与微观激活的有效统一，需落实由中央银行作为牵头方和引领者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