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宗众筹个案又再一次让社会善心被折腾了一轮。事缘广州某重点高校一名女教师不幸患上重病送入ICU，其丈夫以校友求助之名在众筹平台轻松筹上发起筹款。重点高校的校友网络自然是精英云集，筹款发起一天左右便筹得几十万，远超医疗费所需。然而，与此同时各种质疑之声亦汹涌而来。撇除部分主观判断，这些质疑之中有这么一条非常值得公众思考：家境相对殷实的中产家庭，是否应该跑去众筹医药费？或者更直接一点，众筹医药费究竟应该优先帮助哪个群体？

这个质疑关注到，该家庭双职工都拥有重点高校的硕士学历，在事业单位及大公司工作，有存款有房子，如此情况下去众筹医药费是求命，还是维持其生活标准？这个质疑掷地有声，几天之后该筹款平台在与事主商讨后决定退回捐款，事件告一段落。然而，余波未了的是，如果这个平台继续允许类似的筹款发起，类似争议未来只会陆续有来。

如同经济学中说的资源稀缺，必须价高者得一样；在慈善部门中，善心与捐款也是稀缺的，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唤起社会善心与呼吁捐款？这里的“价高”应指在希望得到援助的对象中最彷徨无助的群体，或者直白一点，应该先帮“最穷和最惨”的个案。相比起什么病能算“最惨”，何种职业及待遇才算最穷，或者说最“彷徨无助”，在现代社会中会显得更为直观。首先是看个人收入水平，客观地讲，高校教师一般比较大部分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要有高一点的收入，通常也会有少量的积蓄。其次是遇上社会风险时可以得到保护，重点高校教师基本上都有公费医疗或者职工医保，尽管有自费部分，但一般能报销大部分的医疗费用，此外不少单位的工会还有各类救助基金。从这个角度上看，该家庭似乎算不上“最穷和最惨”。

然而，相比起上述这种思考的理性，人的怜悯之心却是感性的。人会更加关心与自己拉得上关系的群体，写得凄厉的文字比简单的检验报告更易勾起捐款的欲望。故此，更能与有钱人拉上关系（例如“校友”），文化水平更高于是更懂得写苦状惨况的千字乃至万字描述者，肯定会在众筹医药费的个案中突围而出。反过来，那些同样不幸地患了重病但却攀不上“权贵圈”，又写不出“状元文”的群体，自然是不会获得同等级的关注，最后筹不到同水平的款额。

翻看相关筹款平台的众筹医药费个案，如果只看客观指标不看主观描述，不难找到一批穷困程度与筹款能力成反比的例子。不难推测，如果社会的救助资源依靠这类平台来分配，筹款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将必然出现两个问题，首先，资金使用的低效，更多的捐款落入有力自救的群体手中，而非无力自救者；其次是不公平，明明已经有相当保障的群体通过众筹获得更好的保障，但原来并无保障者却乏人问津乃至继续缺乏保障。这些问题的不断出现，必然令善心被一再透支，令社会变得“高冷”：如同现在很多人不再可怜路边的残疾行乞者一样，因为骗子太多了。

这件事能被揭露出来，最后拨乱反正，可以讲是幸运，这是成也某重点高校，败也某重点高校：毕竟知识分子是不好骗的，要比对出求助者的收入与家境，校友们当然更加火眼金睛。然而，放诸整个社会，这种捐款者与求助者的信息对称，却并不总是存在。捐款者的判断，非常依赖筹款平台的公信力与审核制度，而很多平台并无匹配的机制。下个月将正式实施的《慈善法》规定了，以后个人募捐要通过有公募资格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众筹医药费一再引发的慈善风波，足以说明这个制度安排的必要性。但是，也是从这宗个案中得出来还有另一个教训：除却第三方机构的公募资质，如何令捐款真正帮到“最”有需要的群体，公募者是否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判断，这将会是未来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