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是连接各经济部门的重要纽带，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应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整体框架下，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实现两步走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做好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金融工作，改革是关键。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既要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又要尊重金融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既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国内经济金融运行存在的问题，又要充分认识到经济金融全球化环境下制度竞争的决定性；既要有顶层设计，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又要鼓励基层试点，地方制度适度竞争，优化趋同，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起来；既要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又要充分吸取前期改革的教训。要改变前期改革中存在的系统性改革工程缺乏顶层设计、过度依赖短期行政手段、对改革“试错”容忍度低等问题，重在从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形成良好的改革氛围等方面深化改革。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践行新发展理念、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金融体系对新发展阶段的适应性转变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要关注“规模”和“数量”。彼时，金融领域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增长需求与资本存量有限的矛盾，因此金融工作的重点是动员储蓄，推动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从学术思想看，传统西方经济学指出金融对经济增长三大作用机制，均是以规模为着眼点。一是格利（Gurley）和肖（Shaw）提出的金融机构利用信息优势，降低交易成本，避免流动性风险和个体风险，促进社会闲散储蓄资金向生产性资本的转化，从而扩大资本形成规模；二是戈德史密斯（Goldsmith）认为金融机构可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和监督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把储蓄分配给收益率高的投资项目，从而更有效地积累资本；三是麦金农（Mckinnon）和肖（Shaw）指出金融发展可以提高储蓄率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的金融学研究，如黄达先生提出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也主要着眼于总量矛盾，强调总量平衡，使资金供给更好地服务于资金需求。从政策实践看，重视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重视M2、社会融资规模等金融服务的规模指标，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测度，并就这些指标设定年度目标。政府工作报告从每年设定M2和信贷增速目标，到M2增速目标（取消信贷增速目标），再到2016和2017的M2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双目标。2007-2017年，M2年均增长15.3%，社会融资规模年均增长17.7%。

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领域的主要矛盾也相应转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与金融有效供给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的矛盾：资金面整体宽裕但有效承担风险的资本金少、短期投资多长期投资少、社会融资规模不小但有效引导资金流向的机制欠缺。资金往往倾向于大企业大项目，挤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因此，与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相适应，金融发展应从关注“规模”转向关注“质量”，金融功能应由传统的“动员储蓄、便利交易、资源配置”拓展为“公司治理、信息揭示、风险管理”等。从学术思想发展看，麦金农（Mckinnon）和肖（Shaw）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指出，金融深化有三个层次：一是金融增长，即金融规模不断扩大；二是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逐渐优化；三是金融市场（价格）机制的逐步完善，使得金融资源在市场机制下得到优化配置。从第一层次向第二、三层次的过渡，即为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功能演变。莱文（Levine）、莫顿（Merton）等人提出的“金融功能”理论指出，早期金融功能主要体现在动员储蓄、便利交易、资源配置，随着经济发展对金融体系产生新的需求，金融体系功能相应拓展为公司治理、信息揭示和风险管理等。这些不断拓宽的金融功能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从而形成了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从政策实践看，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淡化了GDP、M2、社会融资规模等数量增长目标：“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与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相比，删除了“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的表述；“保持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对标高质量发展，金融要高度关注资金流向。在经济发展初期，金融资源配置呈现总量宽松、结构粗放的典型特征，资金也更多地流向基建、房地产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甚至是产能过剩行业。而随着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业占比提升、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金融资源配置应逐步转变为总量稳健、结构优化，对于资金流向、资金配置效率的关注度需进一步提升。根据林毅夫提出并论证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只有金融体系的结构与实体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相互匹配，才能有效发挥金融体系功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金融体系结构是否与转型升级中的经济结构相匹配？在日趋丰富和复杂的金融体系中，钱都去哪了？资金是否流向了实体经济？“小微”、“三农”等社会薄弱环节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是否得到有效满足？绿色信贷是否足够支持绿色经济发展？实体经济的直接融资比重是否有所提高？等等。在当前推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转型阶段，对于这些经济结构变化，以及金融体系与之适应的演进问题更值得关注。

高质量发展要求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并加快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从货币政策取向看，高质量发展阶段，既要防止总需求短期过快下滑，也要防止“放水”固化结构性扭曲，推升债务和杠杆水平。去杠杆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只有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才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环境。只有淡化M2、社会融资规模等数量指标，才能真正淡化GDP增长目标，从关注规模转向关注质量。从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看，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存在资金供求微观主体、金融监管制度、金融市场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在向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过程中，货币政策仍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数量调控手段，同时加强宏观审慎政策，以确保金融稳定和产出物价等平稳发展。但要充分认识到，过度依赖数量调控方式将降低利率传导效率和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马骏、王红林，2014)，为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我国必须大力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加快推进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持新发展理念”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原则和组成部分。从服务实体经济出发，金融工作必须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

发展金融市场支持创新发展。近几十年来全球科技创新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在传统的竞争性行业中，技术稳定，投资者容易得到真实信息并达成共识，一家金融中介机构核实企业信息是有效的，因此金融中介机构优于资本市场；但在科技创新行业以及少数自然垄断的行业中，生产技术处于突变中，投资者之间分歧较大，众多投资者对企业信息的多重核实是必要的，因此资本市场优于金融中介机构。最近的经济学研究指出，股权融资是企业研发最重要的外源融资方式（Brown等，2012）；间接融资适合渐进的技术改良，而金融市场在支持根本性的技术创新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德国、法国等间接融资主导的经济体的技术创新主要集中于成熟企业的技术改良，而美国涌现了大量以新技术为代表的创新企业（Hirsch-Kreinsen ，2011）；Hsu等（2013）基于23个经济体3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对于依赖外部融资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一国股权融资越发达越能促进行业创新发展，而银行信贷繁荣则对行业创新存在抑制。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不缺资金，缺资本。刚性兑付、明股实债等问题扭曲了金融市场，资金无法有效大量配置到真正创新的中小企业上。只有金融市场形成比较完备的资本投资机制以及相配套的中介服务体系，才有可能加速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创业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进而增强经济活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普惠金融要平衡好创新和监管的关系。以 “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为基本经验，中国普惠金融在账户普及率、储蓄普及率、小额支付和信贷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多层次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机构和普惠金融产品体系基本形成。近年来，我们把利用数字技术作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着力点。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G20杭州峰会通过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未来，需要重视改善数字普惠金融可能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坚决打击披着数字普惠金融外衣的非法金融活动，加强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建立负责任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消费者保护制度，加强基础监管制度建设、补齐监管短板，平衡好创新和监管关系，引导普惠金融规范发展。同时，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和金融扶贫，还要更好地处理金融和财政的关系，应关注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避免金融承担财政职能。近年来，普惠金融领域一些改革实践改革方案设计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突出，多重目标存在冲突、模糊重点，行政性抑制性措施导致监管套利，改革执行效果与初衷南辕北辙。比如，以加强金融服务小微企业为目标，要求金融机构既要加大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又要防控风险，不良资产不得上升，还要不提高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三大要求基本上无法同时满足，金融机构在这样的约束下，提供小微企业信贷的动力极低。相当一部分号称“低息”的小微企业信贷，只是借助政策支持的名义，以小微信贷为通道，资金实际流向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市场。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主要矛盾是融资的可得性，要增加小微企业获得融资的机会，就必须提高对风险和贷款利率风险溢价的容忍度。当然，财政可以对小微企业直接补贴降低其经营成本。

发展绿色金融。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将生态环境影响的外部性内生化，来达到降低污染性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发展绿色金融的基本逻辑和思路。2016年，我国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中国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顶层设计。从政策角度讲，明确“绿色”标准是前提，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关键，探索绿色金融创新是重点，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是方法，切实防范风险是底线。下一步，需要鼓励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发展，开发碳金融等市场化产品，推动行业环境风险压力测试、为绿色投融资提供环境风险量化工具，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通过专业化绿色担保机制、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等手段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资于绿色产业。此外，要发展绿色指数及相关产品，推动强制性绿色保险制度以及建立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应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碳配额交易市场，在这样的市场架构下，一些地区，如新疆就可以发展清洁能源和碳汇产业并通过统一的碳配额交易市场转让碳配额，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获得经济发展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