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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发展稳步推进

发布时间:2018-10-31 分类:趋势研究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发展。一方面,政策体系更趋完善,今年9月份成立的“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将助力财政资金更有效地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另一方面,参与机构类型日益丰富,不仅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传统金融机构,更涌现出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新型机构。

在各方积极努力下,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正在不断扩大,服务便利性提高。监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营业性网点22.76万个,银行业网点乡镇覆盖率达95.99%,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96.44%。

从信贷投放角度看,截至2018年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32万亿元,同比增长7.3%;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32万亿元,同比增长13.1%。

从机构改革角度看,目前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在总行层面和全部185家一级分行设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股份制商业银行则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加快探索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已设有5000余家扎根基层、服务小微的社区支行、小微支行;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继续下沉服务重心,向县域、乡镇及金融服务薄弱地区和群体延伸服务触角。

有了服务机构和信贷资金,相当于架起了路、跑上了车,但打通“最后一公里”仍需多方合力、久久为功,尤其要找到“攻坚”难点,对症下药。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日前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18)》(以下简称《报告》)指出,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不仅是一个距离概念,更是一个金融服务的触达问题,即在现有的金融体系条件下,最边缘客户获得金融服务的难度远远超过其他客户。

《报告》认为,从空间上看,直接表现为金融基础设施的布局难题。以青海省为例,在其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平方公里不足8人,尤其是牧区民众居住分散,农牧产品的交易时间、地点流动性大,这使得网点选址、ATM机布放等一系列“常规议题”变成了“特殊问题”。

然而,距离不是问题的全部,金融机构、客户、配套政策也存在诸多待解问题。

从金融机构角度看,一方面,尽管近些年创新了“马背银行”“流动金融服务车”等网点替代形式,但其规模效应小,商业可持续性低;另一方面,小微企业、“三农”、贫困人群的信用风险依然较大,金融机构内生动力不足。

从客户角度看,大部分边缘客户的金融知识欠缺,甚至对金融服务不信任,这些都阻碍了对金融服务的获取。

从配套政策角度看,虽然一系列货币信贷政策、差异化监管和财税政策已相继出台,但部分政策落实、传导不到位,精准度不足。

“其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待进一步疏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需要调整。”潘光伟说,今年上半年,在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充裕、法定存贷款利率并未调整的情况下,有些地区和行业实体融资利率略有上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仍感到资金面紧张,融资渠道不畅。

面对上述难点,搭建跨越“最后一公里”的桥梁至关重要。其中,“金融聚合器”和金融科技的重要性已获得业内普遍认可与重视。

何为“金融聚合器”?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往往缺乏有效连接,可借助“金融聚合器”来搭建桥梁,典型的尝试包括村级金融服务站、金融服务代理商、农村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农村平台企业。

村级金融服务站是一种助农取款服务点,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推动下,由当地金融机构在不适合直接设立综合营业网点的农村地区建立的“枢纽”。

如果说“金融聚合器”解决的是初步触达问题,那么金融科技则为深度触达提供了可能。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均以科技为驱动力,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探索对边缘客户精准画像和数据挖掘分析,从而降低人工、运营成本,提升信贷精准度。

此外,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建议,为了建立起更加精准化、科技化、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接下来应做好四个“同步推进”。一是基础覆盖与丰富供给同步推进;二是服务下沉与能力建设同步推进;三是科技驱动与风险防控同步推进;四是政策激励与实践创新同步推进。

“应结合普惠金融服务的变化趋势,实施差异化监管政策、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特色化的地方配套政策,加强各类政策的协同与衔接,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地方政府风险补偿基金等风险分担机制作用,促进金融资源向普惠金融领域倾斜。”李东荣说。

他表示,还应尊重市场规律,坚持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公平准入、公平竞争和公平规制,着力破解不合理的政策约束和制度瓶颈,增强各类从业机构开展普惠金融实践、创新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