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金融环境下，中国特色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动能提升阶段发挥着重要影响。《G20普惠金融行动计划》指出，维持可持续、平衡包容的经济增长的关键点在于普惠金融。随着大商业银行逐步形成事业部制普惠金融管理体制，支付行业立足于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坚持政府引导结合市场主导，持续开创新型支付模式，弥补金融服务短板，助力普惠金融更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
探索可持续支付体系数字支付助力数字普惠金融在智能科技时代，世界金融领域的专家们早已形成一个共识:新型普惠金融应立足科技，“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登上了舞台。人们如此关注数字化趋势，不仅是因为科技创新型的金融服务是“中国制造2025”经济布局的重要一环，更因为数字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传统普惠金融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
在《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中，首次将数字普惠金融定义为“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包括运用数字技术为无法获得或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一系列正规金融服务。”在这之前，我国就已成为数字支付领域的领跑者，银行、第三方移动支付商不断完善服务，如支付宝已进入零售支付，并向境外退税等领域拓展。
数字普惠金融打破了传统边界，大幅缩短人们对金融需求的场景触达，金融服务品种呈现多样化，数字技术应用催化了其成熟度。早在2016年，人民银行就确立了发行数字货币的战略目标，旨在推动普惠金融支付端的实现。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更延伸了普惠金融服务的半径，数以亿计的手机消费用户也间接推进了服务的普及程度，区块链、云计算等在支付系统中的应用，更保障了安全性与便捷性。
支付清算手段的创新，为银行主导普惠金融数字化创造了良好条件，电子和网络支付渠道均能在无实体网点的情景下提供结算服务，打破了传统壁垒，提高了支付服务的平等性和获得感，具有良好的数字普惠金融特性。而基于风险可控和效益最大化的共同目标，作为银行应考虑如何深化与优质的金融科技公司实现联手，而科技公司在信息技术方面有优势，金融机构在内控机制、资产控制、全流程控制方面也有优势，两者合力协作，才能在更安全的风控体系中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支付服务对象的拓展要完善支付服务体系，首先要从需求出发设计产品，提供多样的支付服务，通过提高金融产品采纳率和支付服务使用率来适当增加利润。其次要搭上数字支付的快车，掌握新型科技手段和数字配送渠道，降低个性化服务和产品的边际成本。以银行为首的传统支付提供者已占有庞大的市场份额，还应加强手机银行应用等外在因素建设，才能呈现出更具吸引力的结算服务。例如，某银行的线上支付系统“云缴费”，实行独立核算、使用独立系统、进行单独管理考核，旨在通过赋予其相应的市场化机制，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降低成本，是典型的普惠金融标准下的银行支付清算创新模型。
伴随普惠金融概念的深化，金融监管体系也进行了改制。原银监会在2015年初设立了专责监管融资性担保机构、小贷和P2P的普惠金融工作部。金融市场不免有新的困惑:帮助普通百姓的金融为何要监管介入？很大程度的原因在于这个以“惠”为目的服务搞不好会伤人，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银行对低收入人群提供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酿成的。在资本趋利效应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制约，从业者随时可能向商业目标漂移。
监管机构的职能让客户能获取幅度最广、真实度最高的信息，自然具备了对金融市场一定的统筹能力。监管部门在普惠金融可持续道路上，不仅要坚守“检查哨”，而且可以扮演“规划者”。整合利用现有资源，针对普惠金融的特点完善配套政策，实施正向激励，让监管不只停留于制约方面，更能成为银行构建普惠金融支付体系的推手，促使商业银行充分利用鼓励性政策，发展差异化的支付服务。此外，监管先行有利于防止市场资金“脱实向虚”，改善就业环境，促进业务创新，巩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格局。
普惠金融的受众是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其样本数据大、差异大的特性，使普惠金融必须承担有别于传统的支付风险，但这些服务对象恰恰是对风险极度敏感的群体。那么，普惠金融是否陷入了利与义不可兼得的窘境？要追求可持续发展，势必要找到降低风险和提高经济利益的平衡点，支付服务提供者只有牺牲部分获利来摊薄风险，或创造更多收益来覆盖风控成本，才可能实现成本可算、风险可控和保本微利。
普惠金融支付成本可负担性任何能够被广泛使用的金融服务，首先是价格能被人们所接受。但面向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往往成本更高，收益却相对较低，资本的逐利性又让服务方不自觉地设置了利润门槛，这种矛盾使普惠金融呈现出“使命驱使，盈利为限”的形态。目前，金融机构的固定成本相对较低、变动成本高，造成边际效益低。
成本的可负担性较弱是现阶段制约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例如，金融机构放贷前除了采用央行征信，还会调取芝麻信用等第三方数据接口的使用信息作为信审数据，一个环节产生两项甚至多项付费，这个信息成本的“绊脚石”在支付业务中同样存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明确普惠金融使用者对价格波动的敏感性，支付清算成本应纳入提供者的吸收成本，无法转嫁使用者，否则会造成客户资源流失和市场缩水，反而会提高运营成本。其次，要找到具备撷取、分析、整合数据的能力者，银行清算体系本来就是金融服务的基础，获得的支付信息有高度真实性和经济意义，它天生具备这种能力。最后，通过解读支付信息，普惠金融服务方以模块化行业数据来进行获利能力分析，发现具有足以覆盖支付成本的盈利能力的高成长对象和新兴市场。
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战略规划与鼓励支持政策的相继出台，国家对金融业提出了更智能化的发展要求。数字普惠金融正以三层渐进的模式降低服务成本:第一层，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运用减少了人工成本，缩短了业务流程；区块链等数据传递方式又缩减了资金流通环节，积累支付信息的同时降低获取成本和交易成本。第二层，高效服务能提高产品价值，在金融价值链中意味着利润空间扩大，商业可持续性增强。第三层，获利空间的增加又吸引更多金融服务机构和科技集团的资金投入，刺激新支付技术研发。
如何防范普惠金融支付风险我们知道，科技支付手段可以助力传统金融改变成本结构，通过对支付数据的采集、分析和管理又能降低信用风险，银行业积极运用大数据工具，既可以实现高性能、高可用、高并发的数据计算，又能实现在智能支付、欺诈防控等业务场景提供安全、精准的金融信息服务。但也要意识到，传统金融业本身存在流动性风险、结算风险和操作风险，数字金融又带来了新的数据隐私保护风险、技术性风险、平台风险，两者可能互相作用，放大固有风险甚至形成更复杂的新型风险。
伴随近年我国数字支付的高度普及，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第三方支付机构都在服务中获得大量经济数据和商业信息。银行支付系统掌握最重要的流动性水平、经营状况、偿债能力等基础信息，而第三方机构由于其服务对象的特点所获取航旅记录、手机通讯等非金融信息，两者整合能得到普惠金融市场的最完整信息。
可持续的普惠金融需要先进的支付清算体系来支撑，因此，探索运用新技术来降低成本和扩大市场，利用清算数据提高资本安全性和加强监管力度，走支付清算体系的良性可持续之路，是将中国特色普惠金融做大做强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