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在日前两会“一行三会一局”负责人的记者招待会上，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回应记者关于金融服务公平性问题上，表示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普惠金融的要求，使更多居民能够得到更好的、更公平的金融服务。联系到此前社会各界对余额宝等“宝宝”们的热议，笔者认为余额宝之类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不仅具备现实经济意义，而且也是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途径之一。

余额宝具备现实经济意义

用盈利模式简单来认定余额宝的经济意义，难免会有过于武断的嫌疑。从余额宝资金用途来看，主要是商业银行的协议存款，其相对较高的收益水平几乎完全依赖市场化同业存款利率与存款利率管制下活期存款收益率的利差收入，使得其表面看来并未参与社会生产的过程。而事实上，简单盈利模式掩盖了余额宝参与社会生产的过程。无论协议存款资金成本多高，余额宝聚集资金的绝大部分都将转化为银行贷款，并支持实体经济活动。应该看到，协议存款收益率高低，主要取决于商业银行是否有更好的资金运用。如果商业银行没有符合微观审慎的贷款项目，那么盲目抬高协议存款利率无异于“杀鸡取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余额宝设立以来为用户创造超过29.6亿元的收益，余额宝用户在淘宝上消费的总金额超过3400亿元。可见，余额宝也具有现实经济意义。

余额宝促进了银行精细化管理。余额宝的出现，在金融体系内产生了“鲶鱼效应”。面对余额宝的竞争压力，商业银行必须尽快提高利率定价能力，精确核算每一业务条线和产品的成本，才能与余额宝的协议存款谈判中，提升自己的议价能力。不仅如此，为吸收存款，商业银行必须提升服务质量，提高产品研发能力，这也是提升全社会金融服务质量的必由之路。还有，商业银行必须更加审慎地选择贷款客户，才能匹配相对较高的资金成本。

实体企业融资成本高不能怪余额宝

部分实体企业融资成本过高并不是余额宝发展壮大的结果。不能否认，由于商业银行体系资金来源成本上升后，在利润驱动下，可能会促使其寻找更高利率的贷款项目。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余额宝所能够掌控。在我们当前的金融体系中，过高融资利率已经成为影子银行体系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早在余额宝出生之前，相当多的影子银行融资利率就超过10%。余额宝的出生与后续发展，也不会根本性改变影子银行体系发展的现状。需要注意的是，贷款利率高低还要受到实体经济部门产出水平的约束。一个经营稳健、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很难会接受过高的贷款利率水平；反之，经营风险过大、受政策控制、破产边缘的企业，才有可能接受相当高的利率水平。即使没有余额宝，银行体系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利率长期在高位维持。可见，把社会融资成本上升的板子打在余额宝身上，不免有“躺着中枪”的无辜。

余额宝高收益率也要受到银行体系融资意愿和银行经营风险的约束。去年余额宝相对较高的收益率存在特殊性，特别是“钱荒”和“钱紧”抬升了银行体系的融资意愿。最近一段时间，余额宝的收益率出现下降，这一方面是中央银行采取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操作，缓解了金融市场资金面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今年以来银行体系开始对协议存款进行重新定价。从余额宝协议存款合作方看，也存在风险约束问题。如此规模庞大的存量资金需要通过分散化来降低风险，这势必也将限制余额宝收益率的增长。最近一段时间，余额宝年化收益率降至6%以下，也是事物发展必然结果。所谓余额宝经济意义之争，根本问题则是余额宝动了银行体系的“奶酪”。在余额宝出现之前，留存银行体系规模庞大的活期存款，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极低成本的稳定资金来源，为银行创造了可观的利润。但余额宝深刻地改变了商业银行体系的存款结构，由活期存款向同业协议存款的转化，既降低了银行体系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又提高了资金来源成本，使得商业银行利润空间有所缩小。

余额宝是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路径

余额宝是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路径。过去，相当规模小额活期存款长期趴在银行账上，与定期存款并无实质性差异，却只能享受极低的活期存款收益率。这本身或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而余额宝只不过是对现行制度设计上的弥补，但体现出普惠金融的重要特征。特别是余额宝将理财的门槛降低，使得更多的草根阶层可以享受更加公平的现代金融服务。

综上分析，余额宝也具有现实经济意义，是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路径。考虑到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态势，尽快明确并出台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防范余额宝可能面临的技术、流动性等风险，其重要性日益显现。但与此同时，正视与包容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与存在，同样也非常重要。正如周小川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到：不会取缔余额宝，将完善监管。这应该是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