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办民营银行不只是免费午餐——访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

发布时间:2014-03-21 分类:行业资讯

■ “要牌照”和“真正做”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中间有较大距离。我感到很多申请企业本身并未完全做好“真正做”的心理准备。主要还是因为申办银行牌照本身并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如果发牌照要付出相当的成本,我相信不少民营企业就不一定都去申请了。现在申办既无成本,更无风险可言,还能给自己脸上“贴金”,那何乐而不为?

■ 办银行一定要有相应的监管。如果监管资源不匹配,那就需要慎之又慎。所以我认为,申办民营银行完全堵死不行,但一下子完全放开也难,应该循序渐进,逐步达到一个均衡状态。

■ 现在新设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确实应充分授予其经营、管理自主权,由产权主导,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仍由政府管着,民营只是进来参点股,甚至当了大股东也不给主导权、控制权。

■ 未来新设民营银行可以,同时传统银行逐步被改制、转制为民营银行也可以,不要把它绝对割裂开来。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差异巨大,完全用一个方法、一种模式来解决同一个问题,也不一定是对的。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来探索,但前提是要把基本的法律制度构建起来。

经过近一年的等待,银监会终于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正式对外披露首批5家民营银行落定在天津、上海、浙江和广东开展试点的消息。这一消息被认为标志着民营银行进入实质性推动阶段,并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但在民营银行申办潮起之时,却有诸多问题待细究,比如各地“一哄而上”的申请是否有失审慎?民营银行的扩围又是否只能依赖新发起设立?针对诸多问题,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日前接受了上证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生不逢时”抵不过“免费午餐”

上海证券报:现在放行民营银行,初衷更多是给民营资本找一个投资出口,还是因为现在银行的金融服务覆盖不够全面?

于学军: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前几年银行盈利能力特别强,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业管制和垄断嫌疑;第二是在某些方面金融服务的确存在不足,认为民营银行进入可以增强竞争活力。当然,银行赚钱对民营资本也构成很大吸引力,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

上海证券报:但也有人说民营银行现在有点生不逢时,因为利率市场化结束了银行“躺着挣钱”的时代。

于学军:肯定存在这个问题,银行以后会越来越难做。实际上银行业对民营资本吸引力最大的是在前几年,那时都觉得银行是“香饽饽”,民营资本呼声很高,要求创办银行,大谈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等。但现在民营银行真要推出来的时候,市场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中国银行业也许正面临一个高风险时期。再加上新办民营银行,看起来还存在种种业务限制、风险自担等说法,所以原先积极申办银行的一些民营企业现在又开始出现犹豫,积极性有所下降。这跟前几年相比确有明显不同。

上海证券报:可是自从政策信号放松之后,还是有很多地方打算申办民营银行,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在推动企业去申请?

于学军:这是不言而喻的,地方政府和不少民营企业都有积极性。尤其是对银行牌照有积极性,因为长期禁入,使我国银行牌照成为稀缺资源。

民营企业创办银行,办多大或什么样的银行,本身回旋余地很大,但首先千方百计申请个牌照却肯定是件好事。要来这个牌照,十亿可以做,几十亿也可以做,怎么做是企业自己的事。所以实际上“要牌照”和“真正做”也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中间有较大距离。我感到很多申请企业本身并未完全做好“真正做”的心理准备。

主要还是申办银行牌照本身并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如果发牌照要付出相当的成本,我相信不少民营企业就不一定去申请了。现在申办既无成本,更无风险可言,还能给自己脸上“贴金”,那何乐而不为?

不能一哄而上 要循序渐进

上海证券报:这里面是否存在许多不理性的地方,也是银监会对设立民营银行一直比较谨慎的重要原因?

于学军: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又存在管理体制中的各种弊端,做什么事情都容易一哄而起。如果没有限制,完全放开,全国可能一下就能办几百家甚至上千家银行,显然风险很大。另外,办银行一定要有相应的监管,如果监管跟不上,也会出问题。但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就需要配备相应的监管资源。如果监管资源不匹配,那也需要慎之又慎。所以申办民营银行,我认为完全堵死不行,但一下子完全放开也难,应该循序渐进,逐步达到一个均衡状态。

比如在美国以及我国台湾等大多数市场经济体中,申办银行的确没有行政障碍,有成熟的法律法规,只要符合相关的规定要求,企业就可以自行申请,照章审核即可。但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企业去申办,为什么?我问过台湾金融界的那些董事长、行长等,他们说现在台湾没有多少人对创办银行感兴趣,因为投资创办一家新银行比干点别的投资还困难,收益率也不高。

上海证券报:这是因为美国、我国台湾这些市场银行业利润率已经达到了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

于学军:一是利润率达到了社会均衡水平,二是银行本身准入门槛就比其他企业高,三是有严格的监管。这使一个从未办过银行的企业去创办银行成了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事实上从市场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来看,银行成为完全竞争性行业之后,其利润率水平并不比其他行业更高,并且竞争的同质化以及风险管理的高难度,使其经营管理更为不易。真要到了彻底开放的时候,又真正实现了利率市场化,建立起市场化的金融体系,那么银行也会变成一个竞争充分的、不易赚钱的行业。

在美国、我国台湾这些成熟的市场,白手起家办银行、尤其是能赚钱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办银行小投入不行,因为资本充足率有严格要求,搞不了多少营业网点,自然难以形成网络,这样就提供不了广泛的金融服务。不能提供广泛的、网络化的金融服务,在现代社会怎么招徕广大客户?进而又如何赚钱呢?办银行需要大投入,有一个集约化、网络化的问题。另外其内部管理、风险控制、团队组建也很不容易。一家成熟的银行往往经过长期的发展,是由时间逐渐磨炼出来的。所以一般的企业不敢贸然去办银行。市场到了一种成熟状态,就是这样。

新设民营银行民资有主导权

上海证券报:有个问题,之前在全国两会期间听某省代表团讨论时,一个民营企业家就在抱怨入股了当地城商行,却没有话语权,还是政府(国资)说了算,对此您怎么看?

于学军:中国实际上很多方面都存在行政干预现象,并且各地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城商行、农商行,从股权结构上看,可能都是民营企业占主导,股份甚至超过50%,但地方政府照样任命董事长、行长等,于是常听到各种质疑之声。从法律角度严格来讲,这显然是不合法的。但过去我们体制就是如此,董事长、行长等原来由当地政府任命,现在这种体制仍有一定的惯性作用,所以组织部门照样管干部任命。

从种种现象来看,社会的进步,所谓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等等,并不是一天两天即可完成,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我也期待我们能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上海证券报:现在不是有不少银行行长已从社会公开招聘的吗?比如浦发银行。

于学军:同样是招聘,实际上西方国家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是真正市场化的,由企业(银行)自主决定;而我们的招聘实际上仍多由组织部门主导。这两种招聘从程序等表面看似乎差别不大,但实质上却千差万别。企业(银行)自主招聘是由企业自身的需要出发,以自身盈利为目的,真正为了满足企业(银行)经营管理和发展的需要,由市场标准做出判断和决定;而由政府主管部门主导的招聘却很难做到这一点,选人用人的标准判别等,相差甚远。

上海证券报:新设的民营银行会跟现在的民营企业参股的银行不一样吗?

于学军:现在讲的这个新设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确实应充分授予其经营、管理自主权,由产权主导,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仍由政府管着,民营只是进来参点股,甚至当了大股东也不给主导权、控制权。

上海证券报:除了新设民营银行,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曾提议鼓励民营资本控股城商行,让地方政府和平台公司投资从城商行全面退出,彻底切断地方政府对地方银行的行政干预,将城商行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您怎么看这一建议?

于学军:实际上从法律上并无障碍,实践中这样的案例也不止一个。比如深圳原来的城商行就转让给平安集团,改变为平安银行。深圳商业银行原来就由政府管着,平安入股后,其管理权、控制权完全交给了平安集团。

平安集团后来还收购了深圳的另一家银行,即深发展。深发展原来也是由深圳市政府控制、管理,平安集团收购之后就将原来的平安银行与深发展合二为一,组合成为现在的平安银行,控制权属于平安集团,确实跟深圳市政府关系不大。深圳另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则由招商局集团控股,深圳市政府也从未管过。

从法律上说,民营企业控股城商行本身没有障碍,完全可以做得到。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愿不愿意这么做。

上海证券报:为什么深圳愿意这么做?

于学军:简单来说,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地方的观念问题。深圳认为银行本身就是一个市场主体,相当于企业一样。企业与市场的事,应当由企业和市场去管,抓到政府手里很难管得好。并且,银行抓在政府手里,事实上政府风险很大,甚至要承担无限风险。过去我长期在深圳工作,这些情况和改制过程,我都很清楚,这就是当时深圳市政府的主要想法。

政府控制仍被认为更安全

上海证券报:但这个理念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深圳也是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特区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理念。

于学军:深圳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本身并未经历过计划经济时期,又靠近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但实际上也不只是深圳,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现象,比如台州的城商行。

但为什么总体上仍然多为政府控制呢?我看主要还是因为中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包揽一切,管一切,这种思维理念根深蒂固,并不易改变。总的来说,改革走到今天,大家仍然认为政府控制银行可能更加规范、更加值得信任,将来即使出了问题,也有政府负责处置、兜底,总比企业可靠得多。所以大家都愿意这样做。

而完全市场化,由民营企业或者私人来主导,情况确实较为复杂,各地区、各企业又千差万别,有的可以做好,但也有可能搞不好,甚至有可能存在各种背后交易、道德风险等,上世纪九十年代“德隆系”风险事件就是一个沉重的案例。

上海证券报:所以也不能绝对说是政府控制好还是民营企业控制好?

于学军:任何事情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我相信他们肯定说政府管不好银行,政府不应该管企业的事。所以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为了救助那些即将倒闭的金融机构,参股了不少银行,甚至包括花旗银行等美国的一些大型银行,有的持股比例一度达到控股水平。但即使这样,政府也未过度干预银行的事,包括对高管的任命等。危机一过,政府便赶快想办法出手所持有的银行股份,尽快变现归还于市场。

但在中国,直到今天,无论是银行自身,还是监管部门,甚至包括老百姓,大多认为,相对把银行交给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民营企业,还不如由政府管着更放心。

平安之所以搞得好,是因为平安集团本身很强大,在社会上建立了很高的信誉度,同时管理规范,市场化运作水平较高,所以市场对它才会投信任票。如果背后控股银行的这些民营企业都不知道是什么背景,管理水平参差不齐,那确实就不会被大家所信任了。比如刚才提到的“德隆系”风险事件,至今影响犹存。当时,他们通过收购兼并等多种方式,暗中控制了多家金融机构,包括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城商行等,把这些机构的大量资金套出来,炒自己的股票,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事件。所以说,各有利弊,任何事都要在具体的环境下来分析。

上海证券报:可不可以说“德隆系”阴影带来的影响现在还在延续?

于学军:我觉得中国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之内,仍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件。现在的环境,虽然比“德隆系”风险事件的时候有了很大进步,监管体系也更加完善、严密,但仍不可掉以轻心,谁都无法保证今后中国就不会再出现另一个“德隆系”事件。因为中国大的管理体制、机制并未发生重大改变。

上海证券报:所以现在还是应该延续现有模式,让新设民营银行与政府控制的银行并存?

于学军:我觉得都不一定是绝对的。新设民营银行可以,同时传统银行逐步被改制、转制为民营银行也可以,不要把它绝对割裂开来。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差异巨大,各地政府的观念也不尽相同,完全用一个方法、一种模式来解决同一个问题,也不一定是对的。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来探索,但前提是要把基本的法律制度构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