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牌照”和“真正做”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中间有较大距离。我感到很多申请企业本身并未完全做好“真正做”的心理准备。主要还是因为申办银行牌照本身并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如果发牌照要付出相当的成本，我相信不少民营企业就不一定都去申请了。现在申办既无成本，更无风险可言，还能给自己脸上“贴金”，那何乐而不为？

■ 办银行一定要有相应的监管。如果监管资源不匹配，那就需要慎之又慎。所以我认为，申办民营银行完全堵死不行，但一下子完全放开也难，应该循序渐进，逐步达到一个均衡状态。

■ 现在新设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确实应充分授予其经营、管理自主权，由产权主导，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仍由政府管着，民营只是进来参点股，甚至当了大股东也不给主导权、控制权。

■ 未来新设民营银行可以，同时传统银行逐步被改制、转制为民营银行也可以，不要把它绝对割裂开来。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差异巨大，完全用一个方法、一种模式来解决同一个问题，也不一定是对的。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来探索，但前提是要把基本的法律制度构建起来。

经过近一年的等待，银监会终于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正式对外披露首批5家民营银行落定在天津、上海、浙江和广东开展试点的消息。这一消息被认为标志着民营银行进入实质性推动阶段，并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但在民营银行申办潮起之时，却有诸多问题待细究，比如各地“一哄而上”的申请是否有失审慎？民营银行的扩围又是否只能依赖新发起设立？针对诸多问题，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日前接受了上证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生不逢时”抵不过“免费午餐”

上海证券报：现在放行民营银行，初衷更多是给民营资本找一个投资出口，还是因为现在银行的金融服务覆盖不够全面？

于学军：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前几年银行盈利能力特别强，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业管制和垄断嫌疑；第二是在某些方面金融服务的确存在不足，认为民营银行进入可以增强竞争活力。当然，银行赚钱对民营资本也构成很大吸引力，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

上海证券报：但也有人说民营银行现在有点生不逢时，因为利率市场化结束了银行“躺着挣钱”的时代。

于学军：肯定存在这个问题，银行以后会越来越难做。实际上银行业对民营资本吸引力最大的是在前几年，那时都觉得银行是“香饽饽”，民营资本呼声很高，要求创办银行，大谈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等。但现在民营银行真要推出来的时候，市场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中国银行业也许正面临一个高风险时期。再加上新办民营银行，看起来还存在种种业务限制、风险自担等说法，所以原先积极申办银行的一些民营企业现在又开始出现犹豫，积极性有所下降。这跟前几年相比确有明显不同。

上海证券报：可是自从政策信号放松之后，还是有很多地方打算申办民营银行，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在推动企业去申请？

于学军：这是不言而喻的，地方政府和不少民营企业都有积极性。尤其是对银行牌照有积极性，因为长期禁入，使我国银行牌照成为稀缺资源。

民营企业创办银行，办多大或什么样的银行，本身回旋余地很大，但首先千方百计申请个牌照却肯定是件好事。要来这个牌照，十亿可以做，几十亿也可以做，怎么做是企业自己的事。所以实际上“要牌照”和“真正做”也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中间有较大距离。我感到很多申请企业本身并未完全做好“真正做”的心理准备。

主要还是申办银行牌照本身并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如果发牌照要付出相当的成本，我相信不少民营企业就不一定去申请了。现在申办既无成本，更无风险可言，还能给自己脸上“贴金”，那何乐而不为？

不能一哄而上 要循序渐进

上海证券报：这里面是否存在许多不理性的地方，也是银监会对设立民营银行一直比较谨慎的重要原因？

于学军：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又存在管理体制中的各种弊端，做什么事情都容易一哄而起。如果没有限制，完全放开，全国可能一下就能办几百家甚至上千家银行，显然风险很大。另外，办银行一定要有相应的监管，如果监管跟不上，也会出问题。但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就需要配备相应的监管资源。如果监管资源不匹配，那也需要慎之又慎。所以申办民营银行，我认为完全堵死不行，但一下子完全放开也难，应该循序渐进，逐步达到一个均衡状态。

比如在美国以及我国台湾等大多数市场经济体中，申办银行的确没有行政障碍，有成熟的法律法规，只要符合相关的规定要求，企业就可以自行申请，照章审核即可。但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企业去申办，为什么？我问过台湾金融界的那些董事长、行长等，他们说现在台湾没有多少人对创办银行感兴趣，因为投资创办一家新银行比干点别的投资还困难，收益率也不高。

上海证券报：这是因为美国、我国台湾这些市场银行业利润率已经达到了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

于学军：一是利润率达到了社会均衡水平，二是银行本身准入门槛就比其他企业高，三是有严格的监管。这使一个从未办过银行的企业去创办银行成了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事实上从市场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来看，银行成为完全竞争性行业之后，其利润率水平并不比其他行业更高，并且竞争的同质化以及风险管理的高难度，使其经营管理更为不易。真要到了彻底开放的时候，又真正实现了利率市场化，建立起市场化的金融体系，那么银行也会变成一个竞争充分的、不易赚钱的行业。

在美国、我国台湾这些成熟的市场，白手起家办银行、尤其是能赚钱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办银行小投入不行，因为资本充足率有严格要求，搞不了多少营业网点，自然难以形成网络，这样就提供不了广泛的金融服务。不能提供广泛的、网络化的金融服务，在现代社会怎么招徕广大客户？进而又如何赚钱呢？办银行需要大投入，有一个集约化、网络化的问题。另外其内部管理、风险控制、团队组建也很不容易。一家成熟的银行往往经过长期的发展，是由时间逐渐磨炼出来的。所以一般的企业不敢贸然去办银行。市场到了一种成熟状态，就是这样。

新设民营银行民资有主导权

上海证券报：有个问题，之前在全国两会期间听某省代表团讨论时，一个民营企业家就在抱怨入股了当地城商行，却没有话语权，还是政府（国资）说了算，对此您怎么看？

于学军：中国实际上很多方面都存在行政干预现象，并且各地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城商行、农商行，从股权结构上看，可能都是民营企业占主导，股份甚至超过50%，但地方政府照样任命董事长、行长等，于是常听到各种质疑之声。从法律角度严格来讲，这显然是不合法的。但过去我们体制就是如此，董事长、行长等原来由当地政府任命，现在这种体制仍有一定的惯性作用，所以组织部门照样管干部任命。

从种种现象来看，社会的进步，所谓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等等，并不是一天两天即可完成，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我也期待我们能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上海证券报：现在不是有不少银行行长已从社会公开招聘的吗？比如浦发银行。

于学军：同样是招聘，实际上西方国家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是真正市场化的，由企业（银行）自主决定；而我们的招聘实际上仍多由组织部门主导。这两种招聘从程序等表面看似乎差别不大，但实质上却千差万别。企业（银行）自主招聘是由企业自身的需要出发，以自身盈利为目的，真正为了满足企业（银行）经营管理和发展的需要，由市场标准做出判断和决定；而由政府主管部门主导的招聘却很难做到这一点，选人用人的标准判别等，相差甚远。

上海证券报：新设的民营银行会跟现在的民营企业参股的银行不一样吗？

于学军：现在讲的这个新设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确实应充分授予其经营、管理自主权，由产权主导，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仍由政府管着，民营只是进来参点股，甚至当了大股东也不给主导权、控制权。

上海证券报：除了新设民营银行，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曾提议鼓励民营资本控股城商行，让地方政府和平台公司投资从城商行全面退出，彻底切断地方政府对地方银行的行政干预，将城商行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您怎么看这一建议？

于学军：实际上从法律上并无障碍，实践中这样的案例也不止一个。比如深圳原来的城商行就转让给平安集团，改变为平安银行。深圳商业银行原来就由政府管着，平安入股后，其管理权、控制权完全交给了平安集团。

平安集团后来还收购了深圳的另一家银行，即深发展。深发展原来也是由深圳市政府控制、管理，平安集团收购之后就将原来的平安银行与深发展合二为一，组合成为现在的平安银行，控制权属于平安集团，确实跟深圳市政府关系不大。深圳另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则由招商局集团控股，深圳市政府也从未管过。

从法律上说，民营企业控股城商行本身没有障碍，完全可以做得到。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愿不愿意这么做。

上海证券报：为什么深圳愿意这么做？

于学军：简单来说，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地方的观念问题。深圳认为银行本身就是一个市场主体，相当于企业一样。企业与市场的事，应当由企业和市场去管，抓到政府手里很难管得好。并且，银行抓在政府手里，事实上政府风险很大，甚至要承担无限风险。过去我长期在深圳工作，这些情况和改制过程，我都很清楚，这就是当时深圳市政府的主要想法。

政府控制仍被认为更安全

上海证券报：但这个理念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深圳也是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特区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理念。

于学军：深圳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本身并未经历过计划经济时期，又靠近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但实际上也不只是深圳，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现象，比如台州的城商行。

但为什么总体上仍然多为政府控制呢？我看主要还是因为中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包揽一切，管一切，这种思维理念根深蒂固，并不易改变。总的来说，改革走到今天，大家仍然认为政府控制银行可能更加规范、更加值得信任，将来即使出了问题，也有政府负责处置、兜底，总比企业可靠得多。所以大家都愿意这样做。

而完全市场化，由民营企业或者私人来主导，情况确实较为复杂，各地区、各企业又千差万别，有的可以做好，但也有可能搞不好，甚至有可能存在各种背后交易、道德风险等，上世纪九十年代“德隆系”风险事件就是一个沉重的案例。

上海证券报：所以也不能绝对说是政府控制好还是民营企业控制好？

于学军：任何事情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我相信他们肯定说政府管不好银行，政府不应该管企业的事。所以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为了救助那些即将倒闭的金融机构，参股了不少银行，甚至包括花旗银行等美国的一些大型银行，有的持股比例一度达到控股水平。但即使这样，政府也未过度干预银行的事，包括对高管的任命等。危机一过，政府便赶快想办法出手所持有的银行股份，尽快变现归还于市场。

但在中国，直到今天，无论是银行自身，还是监管部门，甚至包括老百姓，大多认为，相对把银行交给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民营企业，还不如由政府管着更放心。

平安之所以搞得好，是因为平安集团本身很强大，在社会上建立了很高的信誉度，同时管理规范，市场化运作水平较高，所以市场对它才会投信任票。如果背后控股银行的这些民营企业都不知道是什么背景，管理水平参差不齐，那确实就不会被大家所信任了。比如刚才提到的“德隆系”风险事件，至今影响犹存。当时，他们通过收购兼并等多种方式，暗中控制了多家金融机构，包括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城商行等，把这些机构的大量资金套出来，炒自己的股票，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事件。所以说，各有利弊，任何事都要在具体的环境下来分析。

上海证券报：可不可以说“德隆系”阴影带来的影响现在还在延续？

于学军：我觉得中国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之内，仍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件。现在的环境，虽然比“德隆系”风险事件的时候有了很大进步，监管体系也更加完善、严密，但仍不可掉以轻心，谁都无法保证今后中国就不会再出现另一个“德隆系”事件。因为中国大的管理体制、机制并未发生重大改变。

上海证券报：所以现在还是应该延续现有模式，让新设民营银行与政府控制的银行并存？

于学军：我觉得都不一定是绝对的。新设民营银行可以，同时传统银行逐步被改制、转制为民营银行也可以，不要把它绝对割裂开来。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差异巨大，各地政府的观念也不尽相同，完全用一个方法、一种模式来解决同一个问题，也不一定是对的。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来探索，但前提是要把基本的法律制度构建起来。